情人節

新京報製圖/趙斌
　　4月23日，是莎士比亞誕辰450周年紀念日。
　　在莎士比亞所處的16世紀，他並非唯一的文學大師，當時的歐洲文壇，前輩有拉伯雷、洛佩·德·維加，以及同月同日生的塞萬提斯；同時代的有同樣文筆優美的思想家蒙田、培根；後起才俊中也有同為英國文學驕傲的彌爾頓、笛福；甚至在東方，還有被稱為“東方莎士比亞”的湯顯祖與之輝映。但幾個世紀之後，前述諸公在文學史和大眾傳播領域的位置，較之莎士比亞，顯然只能瞠乎其後，莎士比亞，是如何成為大師中的大師的？
　　在這一紀念時刻，記者試圖打開那雙“神奇的手”，攤開掌心，重新審視其紋理，找到莎士比亞何以成為唯一超級大師的原因，發現其中蘊含、作用於眼前世界的現代意義。
　　莎翁創作適逢其時
　　1587年，小鎮青年莎士比亞打點好行李，請求父親給點盤纏，以便前往倫敦。他離家出走，或許是受不了妻子不停抱怨他胸無大志，誰也沒有想到，在倫敦，專屬於他的劇目即將拉開帷幕。
　　這一年，伊麗莎白一世53歲，治理英國已有28年之久，在她的領導下，英國海軍次年大敗西班牙無敵艦隊。全國上下激情洋溢，“需要一種大眾的藝術形式加以體現”，莎士比亞的到來正逢其時，他努力學習、創作，很快脫穎而出。1592年，他創作的歷史劇《亨利六世》首演，“其票房收入達到整個演出季節的最高峰”。
　　學者羅蘭·斯特龍伯格在《西方現代思想史》中認為，“14世紀和15世紀是兩個十分大膽的世紀。這是一個轉變時期，西方的基本制度發生深刻變化：教皇權力衰落，現代世俗國家嶄露頭角。”莎氏生活的時代，連接古典與現代，轉變更為徹底，他寫作世俗題材的劇作，語言新鮮，內容曖昧，解讀情感的方式令人眼前一亮，契合世俗國家每個人的內在需求，因此大受歡迎。
　　學者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陸建德認為，莎士比亞的作品最突出的特點正是這種“非個人性”：“你不會看到他把自己放進去，角色只是傳聲筒，他有一種能力，能進入不同的人的心靈。”
　　英國國家形象宣傳
　　在伊麗莎白時代，演員的地位“近於乞丐和類似的卑微者”，作為一名演員兼劇作家，莎士比亞及其劇院得仰仗貴族的贊助和保護。事實上，他背後的“恩主”便是女王伊麗莎白一世。
　　不只是莎士比亞，有一批劇作家嘯聚倫敦，繁榮了當時的戲劇市場。這是莎士比亞創作的文化環境，不容忽視。在復旦大學教授張沖看來，莎士比亞只是海面上的冰山，更多的部分隱而不見，但發揮著巨大作用。
　　隨著英國國力趨於全盛，向外加大文化輸出，莎士比亞當仁不讓地成為文化英雄，他的作品是“國家形象宣傳”里的重頭戲。通過日不落帝國的推廣，加上後來在教育領域的經典化，莎氏聲譽日隆，在全球範圍內引起熱烈反響。
　　莎士比亞獨步天下，小鎮青年已成大師。在《西方正典》一書中，美國學者哈羅德·布魯姆認為莎士比亞是西方經典體系的中心：“無論怎樣，我們不能拋棄莎士比亞，或拋棄以他為中心的經典。我們常常忘記的是莎士比亞在很大程度上創造了我們，如果再加上經典的其他部分，那就是莎氏與經典一起塑造了我們。”
　　布魯姆提出：“沒有莎士比亞就沒有經典，因為不管我們是誰，沒有莎士比亞，我們就無法認知自我。莎士比亞賜予我們的不僅是對認知的表現，更多的還是認知的能力。”張沖也認為，我們要到莎劇里尋找的，已不僅是問題的答案，而是問題本身，“更是發現問題和看待問題的方法”。
　　批評反成催化劑
　　這樣一位超級大師，卻幾乎從未創作新的故事，他的劇作大多採用歷史、古劇中的現成情節，再按時代精神，予以改造。經過學者考證，諸如“發光的未必都是黃金”等名言，乃是莎士比亞從他人作品中移植過來的。這自然會引起一些劇作家特別是“大學才子作家”的非議。
　　學者陸谷孫認為，“善於借鑒和移植，推陳出新”，是莎士比亞成功的原因之一。不過，當其時，或出於妒忌，或出於不同立場，多位劇作家表達了他們的反對意見。勞勃特·格林在臨死時，罵莎士比亞是“暴發戶式的烏鴉，用他人的羽毛打扮了自己。”
　　對於莎士比亞的評價，同時代的本·瓊生的贊語，流傳至今。他稱莎士比亞為“時代的靈魂”、“我們舞臺的奇跡”，並說：“不屬於一個時代，而屬於所有的世紀。”但是，這位劇作家不一定真心服膺莎士比亞，既捧他，又罵他，他直言不諱地指出莎氏“於才於藝，多有所缺”，針對莎士比亞有時行文拖沓的毛病，曾挖苦道：“但願他曾刪去一千行。”
　　莎翁身後，有幾位大師的批評，為世人津津樂道：法國學者伏爾泰曾認為，莎士比亞就像一堆大糞，裡面偶爾有幾顆珍珠。作家蕭伯納覺得莎士比亞的劇作粗俗刻骨。影響最為深遠的批評，來自俄國作家托爾斯泰，他對莎氏的批評被稱為“莎士比亞公案”。
　　1903年，托爾斯泰寫出《論莎士比亞與戲劇》一文，犀利地指出：“從莎士比亞崇拜者所顯示的來看，他的作品主題充斥著最低劣和最鄙俗的生活觀念，這種觀念視世上富貴之人的外在顯要為真正的榮耀，卻鄙視勞工大眾。他不僅拋棄了一切宗教，也拋棄了改善現存秩序的人道努力。”
　　陸建德覺得，這反映出兩種不同的文學路徑：“托爾斯泰有時太崇高了，而莎士比亞的道德意圖並不明顯。俄羅斯文學更多的是嚴肅地對靈魂的刻畫和拷問，英國文學則飽含喜劇精神。”
　　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，這一公案，如同一塊大石頭，置身在“莎士比亞之河”，河流日夜喧響，石頭激起浪花，甚而引起回瀾，成為了一道風景。其他對莎翁的批評，結果概莫能外，莎士比亞作品以其開放、包容，使得批評產生了催化的作用，人們仍然關註莎士比亞，喜愛莎士比亞，污水匯入河流，終歸大海。
　　B05-B06版採寫/新京報記者 吳亞順　　（原標題：莎士比亞：大師中的大師）